后来，我被枪声惊醒。
不，不是惊醒。我根本没有睡着，也永远不会再睡着了。那声枪响一直在我耳边回荡，从1965年那个阴冷的清晨，回荡到此刻，回荡到永无止境的每一天。
子弹从眉心射入，从后脑穿出。
我记得那一刻的感觉，不是疼，是一种极其古怪的撕裂感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被硬生生扯出去了。然后是黑暗，浓稠的、绝对的黑暗，像被全身浸在墨汁里。
但黑暗没有持续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可能是一瞬，也可能是永恒，我睁开了眼睛。
我躺在防空洞里，身下是干硬的泥地。我慢慢坐起身，眉心和后脑有明显的钝痛感，我伸手去摸，指尖触到两个包扎好的棉布，可被击中的感觉仍然清晰可见。
我低头看身上，仍是被枪毙时穿着的褂子，是张泰德去年从镇上给我带的。
我应该死了。
所有人都看着我死了。
我记得他们的脸，保守派的族老们回来了，是1965年开春的时候，坐着镇上的吉普车回来的。他们说，之前的审查是“误会”，是“有人蓄意陷害”。他们带回了新的文件，盖着新的红章。顶着破除封建迷信的幌子，带来了大帮支持他们的人。
然后，一夜之间，天翻地覆。
那些曾经立场不太坚定，站出来说话的村人，一个个开始病了，伤了，或者主动承认了错误。
而我，成了煽动群众、破坏生产、搞封建迷信的人。
批判大会，他们让我跪在台上，树干上挂着沉重的横幅，上面用红漆写着我的罪名，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。他们让我交代同伙，让我承认罪行。我不说话，我就看着台下。看着眼噙热泪的朱阿绣和其他的姑娘们，却只能轻轻摇头，让她们别动。
张泰德也不在。
那段时间，镇上有紧急任务抽调骨干，他去了邻县交流学习，要两个月。我给他写过一封信，只有一行字：“村里有变，勿归。”
我不知道他收到没有，也希望他没有。
大会的最后一天，大族老杵着拐杖走上台。他老了，背更驼了，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一点没变，甚至更浑浊，更沉。他俯下身，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：“白濯心，你斗不过的。这村子几百年的规矩，不是你一个外来女子能掀翻的。”
然后他直起身，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用洪亮的声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