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布：“经上级批准，对白濯心，执行枪决，立即执行！”
我被反绑着手，拖下台，拖过村道。路两边的脸，一张张，麻木的，躲闪的，兴奋的，恐惧的。我看到有人别过头，有人捂住了孩子的眼睛，也有人，眼里有泪，但死死咬着嘴唇，一声不敢出。
我被按着跪在地上。
执行的是一个平时见面会憨厚地点头打招呼的中年汉子。他的手在抖，枪口也在抖。
“预备！”有人喊。
我闭上眼，最后想到的，是张泰德的脸。是他与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他坦诚的那次后，时间给了我答案。他的好，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是日复一日的细节。是我熬夜整理材料时，默默放在桌边的那杯温水；是我被傀娘的流言困扰时，他站出来，用最平静也最不容置疑的语气说“我相信白濯心”；是他看我时，永远认真倾听的眼神；是他记得我所有微小的喜好，却从不以此为挟。
我的心，像被春日溪水慢慢浸润的冻土，不知不觉，就松软了，发芽了。
我们没说什么“在一起”，但村里人都知道了。我们一起去镇上开会，一起在油灯下核对账目，一起走在田埂上商量怎么推广新稻种。他看我的眼神，我看他的眼神，藏不住。
1965年春节，他留在了村里。除夕夜，我们和朱阿绣几家走得近的一起吃了年夜饭。放鞭炮的时候，他偷偷塞给我一个纸包。我打开，是一枚银质的戒指。
“里面刻了两个字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“希望……希望以后每年，我都能陪你过。”
我握紧了那枚戒指，冰凉的银质外壳，很快被我的掌心捂热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那是我一生中，过得最暖的一个年。虽然外面风声已经开始紧了，虽然已经隐约听到一些不好的传闻，但那个夜晚，我是真的以为，春天就要来了，好日子就要开始了。
然后，就是春天，保守派们坐着吉普车，回来了。
……
枪响了。
我的思绪戛然而止。
子弹带来的冲击力把我向前掼倒，脸重重砸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温热的液体从后脑涌出，身下的泥土迅速被濡湿、浸透。
黑暗吞没一切。
可我又醒了。
我撑着地面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防空洞内空无一人，远处传来几声零落的鸡鸣。
我低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