祠堂公开对账的事过去了三天。
这三天里，村子表面平静，底下却像烧着文火的水，慢慢在变。有人开始主动来找我，说想起些旧事，问要不要记下来。有人偷偷塞给我发了霉的账页，说是从灶膛里抢出来的。
也有很多人成了我这儿的常客，把那些从前不敢说的话，一点一点掏出来。
张泰德更忙了，他白天重新核对人口、田亩，晚上就在油灯下整理那些零碎的信息，一坐就是半夜。我们说话的工夫都少了，常常只是打个照面，他眼里布满红丝，我嗓子哑得说不出话，彼此点个头，就又各自去忙。
但有什么东西，在悄悄改变。
比如，他递水给我时，会先试试碗沿烫不烫。比如，我夜里伏案睡着，醒来肩上总会多件他的外套。还比如，人群中谁说话冲我大声了些，他会不动声色地侧移半步，挡去大半视线。
这些细小的动作，像春天的草芽，悄没声地钻出来。我看见了，心里慌一下，又强自按下去，装作没看见。
我不敢信。
信了，就有了软肋。有了软肋，从前那些咬着牙熬过来的日子，那些用冷漠和警惕筑起的墙，就都白费了。我怕那点外来的温暖是假的，是镜花水月，碰一碰，就碎了，到时候摔得比从前更疼。
没过多久，我们终于理清了第一批账目。哪些人该退赔，按什么标准，有了个初步的章程。送走办事的人，院子里一下子空了下来，只剩我和张泰德。
夕阳把西边的天染成橘红，又一点点褪成青灰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，花开得更多了，风一过，簌簌地落，像雪，又像撕碎了的信纸。
我们俩都没说话，并排坐在屋檐下的石阶上。累极了，连喘气都觉得费劲。
“喝口水。”他把我的搪瓷缸子递过来，里面泡着不知从哪弄来的薄荷叶，清凉的气味钻进鼻子。
我接过来，小口小口地喝。水是温的，顺着干涩的喉咙润下去，整个人才像重新活过来一点。
“接下来。”我望着远处，“会更难吧。”
我知道，那些没出声的，缩在阴影里的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也望着同一个方向，“但开了头，就停不下了。停了，对不起今天站出来的人，也对不起……那些再也开不了口的人。”
他声音很平静，可我能听出底下压着的沉重。那沉重，和我心里的，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