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泰德留了下来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较为热心的男人。他很支持我和朱阿绣重建村子的工作，总是上传下达各种政策和指令。
而村里人对他的到来反应各异，有的多是好奇，毕竟这样一位读过书、长相周正的男青年，在张兴村是个稀罕物。
朱阿绣却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观察，私下里还问我：“白小姐，你觉得他可靠吗？”
“先看看。”我这样回答，心里却已有了判断，张泰德这几日的表现确实能干。他识文断字，那些被刻意涂抹、篡改的陈年旧账，他总能从犄角旮旯里找出蛛丝马迹，用红笔一条条勾勒出来，摆在日光底下。
他也成了村里勤快的跑腿，镇上、县里，为了批条子、领物资，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，风里雨里地穿梭。
他还将自己的住所临时改成了扫盲学堂，教妇女孩子们从最简单的认字开始。
“认了字，以后做什么都不怕被人糊弄。”他对我说。
村里人对他是客气的，带着一种对“外面来的读书人”的疏离的那种敬意。尤其是那些在我们帮助下立住了脚、分了田、甚至进了扫盲班的妇女，对张泰德更是感激。她们说，张同志没架子，心又正。
可渐渐地，客气里掺进了别的东西。是一种审视，一种沉默的衡量。被迫妥协留在村里的人，会聚在村头闲聊，看见张泰德夹着账本匆匆走过，会默契地停住话头，等他走远了，那被掐断的交谈才又嗡嗡地续上，声音压得更低。
有几次，我去井边打水，听见两个男的缩在墙角嘀咕，眼神瞟着张泰德暂住的那间空房。
“……成天跟在那两个女人屁股后头，算怎么回事？”
“读书读傻了吧。”
“谁知道安的什么心，白濯心那女人，手段厉害着呢……”
我提着水桶的手紧了紧，没有回头，径直走了。这些话，风吹到我耳朵里的，只会比这更难听。闲言碎语，我并不怕。可张泰德……他是个外来人，是突然闯进来村子里的一盏灯，灯太亮，总会照出些不想被看见的影子。
我提醒过他，不必事事冲在前面。他只是笑笑，把誊抄得工工整整的账目明细推到我面前：“你看，六零年冬至前的粮食入库记录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对不上。短了起码三百斤，那时候谁管的仓？”
是大族老的堂侄，去年跟着族老们一起离开了。人走了，账却像鬼魂一样留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