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“他们会狗急跳墙。”我提醒他。
“跳了墙，才好知道墙后面藏着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我们查账，不是为了揪出谁贪了一斗米，两尺布。是为了告诉所有人，张兴村的每一粒粮，每一寸布，每一个人的名字，都有人记得，都有人在算这笔账。”
他看着我，又看看朱阿绣：“太平不是忍出来的，是算出来的。算清楚了，该谁的归谁，该还的还，该偿的偿，人心才能踏实。”
朱阿绣怔怔地看着他，眼眶有点红，重重点了点头。
我心里那块堵了多日的东西，好像松动了一些。不是因为他给出了多妙的法子，而是因为他那种理所当然、又近乎天真的确信。确信“应该”这样，确信“可以”这样。
“那你呢？”我问他，“你只是个下乡来帮忙的，没必要卷进这些事里。镇上、县里，你有认识的人，大可以找个由头调走。”
张泰德笑了，那笑容很干净。“我要是怕，那天在庙里就不会跟你说那些话了。”他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，“再说，我现在是公社的人，理村里的账，是我的分内事。”
很快，查账的事，果然没能瞒住。
先是留下来管村里仓库的人称病不起，接着是以前负责记工分的会计支支吾吾，交上来的账目漏洞百出。村里开始有流言，说我和朱阿绣仗着有点声望，要翻旧账，搞清算，弄得人心惶惶。
更有甚者，不知从哪儿传出的风声，说我们查账是假，想借着由头，把以前那些“不守规矩”的村人揪出来再批斗一遍才是真。这话阴毒，专往人心最脆弱的地方捅。
有几个原本对我们挺热心的婶子，见了面也开始躲躲闪闪，眼神里满是惊疑。
张泰德却像没听见这些似的，每天早早开始把那些账册、单据摊开，拿着算盘噼里啪啦地打，遇到不清楚的，就挨家挨户去问。态度客气，话却问得仔细。
“李婶，麻烦您想想，前年腊月村里发救济粮，您家领的是粗粮还是细粮？领了多少？当时是谁经手发的？”
“叔，五年前修水渠，您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天，工分本子上记的是二十五天，您看是当时记错了，还是后来有人改过了？”
他不急不躁，就事论事。碰上胡搅蛮缠或者一问三不知的，他也不逼问，只在本子上记一笔，客气地说声“打扰了”，转身就去下一家。
他的认真和坦荡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得那些心虚和敷衍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