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举了两个例子，都是大同分局问题项目的前期关键审批节点。何文山承认，他利用张振华的信任和影响力，为这些项目扫清了部分制度障碍。
“但是，”何文山猛地抬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挣扎，“我必须向组织说明，我从未向张老透露过我与境外的关系，也没有直接要求他为我做违法的事情。他……他可能只是出于对技术发展的急切心情，或者被我们这些人营造的假象蒙蔽了。那些项目的最终腐败和泄密，是我的责任，是马保国、王启明他们的责任。”
他在竭力将张振华的责任限定在“失察”和“被利用”的范围内，试图切割。
郑组长一直静静地听着，此时缓缓开口：“何文山，你说你从未向张振华同志透露过你与境外的关系。那么，你通过他的影响力促成的那些项目，最终产生的某些‘技术合作’和‘后续服务’，流向了与那个港商有关的公司，这一点，张振华同志是否知情？或者，他是否从中获得了任何形式的利益？”
这个问题直指核心，也是区分“失察”与“共谋”甚至“利益交换”的关键。
何文山脸色白了白，低下头，沉默了足有一分钟，才艰涩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老知情，或者获得了利益。那些公司的背景很复杂，层层转包，表面上看是正常的商业合作。但是……但是有一次，那个港商私下跟我说过，有些关系需要‘打点’，‘上面的香要烧到’。他暗示，有些钱……是作为‘咨询费’或者‘赞助费’，流向了某些与项目推动有关的……‘相关人士’设立的基金会或研究机构。具体……具体到张老个人，我不清楚。”
他没有肯定，但也没有完全否认，留下了一个模糊而危险的影子。
郑组长没有继续追问这一点，转而问了几个关于那个港商的具体联络方式、交接手法、以及何文山自己保留的证据等问题。何文山一一回答，比之前审讯时配合了很多。
汇报持续了近两个小时。结束时，何文山显得筋疲力尽，几乎瘫在椅子上。
郑组长站起身，对戴志强说：“做好笔录，让他签字。加强看管。”然后，他看了一眼单向玻璃的方向，对周副局长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便转身离开了审讯室。
几分钟后，林卫国被工作人员请到了安全点内另一个安静的小房间。郑组长和周副局长已经在里面。
“林卫国同志，坐。”郑组长指了指椅子，态度平和。
“郑组长，周局长。”林卫国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