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知道，这将是他第一次直接面对部里调查组的最高负责人，也是第一次旁听何文山这种级别涉案人员的核心供述。他必须做好准备。
晚上七点五十，林卫国乘车悄悄来到郊外农机厂的安全点。
警戒比之前更加森严。他被直接引到指挥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，这里可以通过单向玻璃看到隔壁的审讯室，也能听到声音。
八点整，郑组长和周副局长在戴志强的陪同下，走进了审讯室。
郑组长依旧穿着朴素的中山装，面容清癯，表情平静。
周副局长脸色严肃。何文山已经被带到了审讯室，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加憔悴，头发凌乱，眼镜后面的眼神失去了之前的冷傲，只剩下一种灰败和复杂交织的神情。
没有多余的寒暄。
郑组长在主位坐下，目光平静地看向何文山：“何文山同志，我是部里派到大同的联合调查组组长郑新民。听说你有重要情况要向组织汇报。现在，你可以讲了。要实事求是。”
何文山抬起头，看着郑组长，又看了看周副局长和戴志强，嘴唇哆嗦了一下，哑着嗓子开口：“郑组长，周局长，戴组长……我……我有罪。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，利用了党和人民给我的知识和权力，做了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……”
他的开场白是程式化的忏悔，但接下来，他讲述的内容却让旁听的林卫国屏住了呼吸。
何文山详细讲述了他如何在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利用参与技术引进项目评审、出国考察的机会，被境外情报人员以“学术交流”、“资料共享”为名拉拢，最初是提供一些非核心的技术资料，后来在对方许诺帮助其子出国深造、提供“研究经费”等条件下，越陷越深，开始有选择地提供带有密级的信息。
他承认了自己“园丁”的代号，承认了通过赵德顺传递指令、协调“断尾”，承认了利用技术权威身份影响王启明等人，也承认了通过那个港商渠道与境外传递情报和接收指令。
讲到关键处，他提到了张振华。
“张老……张振华部长，他对我一直很赏识，在技术路线上很支持我。”何文山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有些项目，我知道不符合规定，或者技术风险很大，但为了……为了个人和某些关系的利益，我会在向张老汇报时，刻意强调其‘战略意义’和‘创新性’，淡化风险。张老信任我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会给予支持，或者在审批时……打个招呼，行个方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