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果然藏着一张泛黄便签，字迹是周屿惯用的瘦金体：
“沈砚，若你看到这张纸，说明我已出局。别信眼泪，信墨水。别信证词，信笔迹。真正的凶器，从来不在现场，而在归档的卷宗里。”
下面，是一行极小的铅笔字，几乎被岁月磨平：
“问林砚：2018.03.17，市局物证科，编号LQ-2018-047，那只蓝色塑料袋，最后去了哪？”
我攥着便签，手心全是汗。
林砚静静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惊讶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。
“那只袋子，”他声音很轻，“装着蓝桥案死者最后一块肋骨碎片。它本该送去省厅复检。但它在移交途中‘丢失’了。监控显示，它被一名穿深蓝制服的工作人员，带进了市局西侧档案楼B座——那里，存放着所有‘阶段性存疑’的未结案卷宗。”
“谁？”
“档案管理员，姓周。”
我浑身血液骤然冻结。
周屿的父亲，周明远。
我决定去见周明远。
不是以律师身份，不是以死者前女友身份，而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——他另一个女儿，周屿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周沅。
我花了两周时间，伪造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、一套完整的成长轨迹资料，以及一段经过精密剪辑的童年录音——那是我翻遍旧硬盘，在十年前一次公益法律援助活动中，偶然录下的周明远的声音。他当时正在调解一起邻里纠纷，语气温和，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钝感。
我预约了他在司法局老干部活动中心的“银龄法律咨询日”。
他比我想象中更瘦，银发梳得一丝不苟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框老花镜，镜片后的眼睛浑浊却锐利。他端详着我递上的“亲子鉴定书”，手指在“支持生物学父女关系”的结论处停顿良久。
“沅沅啊……”他叹口气，声音沙哑，“你妈妈，她还好吗？”
我垂眸：“她去年走了。肺癌。”
他闭了闭眼，喉结滚动：“……苦了你。”
我捧上保温杯，里面是按他病历要求熬的西洋参枸杞茶。他接过去，小口啜饮，热气模糊了镜片。
“爸，”我试探着开口，“我最近在整理妈妈留下的旧物。看到一本你早年的工作笔记，里面提到一个案子……蓝桥水库。”
他握杯的手几不可察地一僵。
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