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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第一次说话时，他十八岁。我刚结束一线队训练，肩膀还戴着护具。他看了我的比赛，直接告诉我，如果自己是对方前锋，一定会使劲踢我的右侧。我不喜欢这句话，也不喜欢他一眼便看出我的身体不对劲。他还问，队医是否知道我晚上也会疼；又说，如果他是替补门将，会希望主力如实说明情况，不要等到一门已经无法继续时才让他突然热身。我让他不要好奇。
第二天，我却把一份对手资料放进了他的柜子。
那不是道歉，当然不是。当时的我还没有学会那么快地道歉。我只是觉得他值得我认真对待。又或者，按照我年轻时最爱的那个说法——“邪眼已经预见”。
肩伤是我职业生涯里最不愿意回忆的部分，大概没有之一。当然不是因为它几乎贯穿了我后半段的职业生涯，而是因为我在那段时间里表现得很不诚实。我没有说过完整的谎，我只是不断说一部分真话，很少的一部分。
队医问训练以后疼不疼，我说有一点。“有一点”是真的，但我没有说自己有时会在夜里醒来。医生问能不能完成训练，我说可以。“可以”也是真的，我没有说连续扑救以后，手臂需要多久才能恢复。
我把每一句回答都控制在“没有撒谎”的范围里，这大概是我职业生涯里做过最糟糕的判断。
当时的我真的不认为自己不诚实。我只是以为队友已经习惯相信我，所以我必须继续站在球门前；我只是以为自己愿意承担受伤的风险，所以我的“责任感”会理所当然地得到所有人的尊重——直到肩膀在比赛里突然失去力量，我被迫离场，大家才知道我隐瞒了多少，又隐瞒了多久。
队友对我说，他们可以保护一个受伤的门将、可以多跑一步、可以接受我休息，却不可以保护一个不肯说实话的人。教练问我，我守的究竟是球门，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暗黑帝王。
我当时没有回答，因为答案很难看：我守的是自己的位置。
我喜欢球门，却也有害怕的门。小时候，我很害怕旋转门。我做过一个梦：妈妈已经走进门里，我却被留在外面，门越转越快，我怎么也追不上。所以，肩膀受伤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真正害怕的其实是国家队名单上少掉自己的名字，是一次休息变成下一次休息、再变成永远不被征召。我见过太多门将养好伤以后，球门里已经有了别人。
所以我告诉自己，沙尔克04需要我，德国队也需要我。这样说听起来很“酷”，比“我害怕被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