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倡政府立法和个人行动都需进行“快乐计算” ，它们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，由承受结果的人数来加以量化并累加。
很多为难的道德问题在这个简单的快乐计算法前面就迎刃而解了。
陈老师背着手，提了一个问题。
“假设你旅行经过一个没有什么人权意识的国家，当地独-裁者逮捕了20名无辜的印第安人，以涉嫌叛乱，全部判处死刑。但独-裁者提出一个建议，身为客人，你亲手枪决其中一个印第安人，其他19个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。你是否应该亲自枪决一位，以拯救其余19人，还是拒绝动手，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？”
底下大家窸窸窣窣地开始讨论。
惊鸿觉得熟悉，这个问题应该是后来电车难题的前身吧。
“按照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，明显应该动手杀人吧？因为19个人的功用显然比1个人大。”江遇摸摸下巴，“但你可能违背不了心中不杀无辜之人的道德，但是如果这个群体是100个人呢？杀1人可保99人平安，你动不动手？”
惊鸿陷入了深深的道德诘问，因为再极端一点，只要把能够获救的人数不断住上加，我们终会在某一点放弃坚持，并接受“不可取人性命”并非绝对的道德准则。
其实江遇涉及到了功利主义的本质，他们把“功用”视为道德唯一的准则。
一切取决于道德本身是否就是目的，或者道德只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手段。
“但是如果选择了杀人，就要为死掉的人负部分道德责任。当然如果你真的身处这种情况下，不作出杀人的选择才是同等的不道德。这个语境里不存在□□德行为，这是不是重点所在？”惊鸿说。
陈老师说，在边沁的功用定义里，“幸福”等于“快乐”。他认为，任何人都尽可能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。因此，只要能让多数人感到快乐，或给他们带来最大快乐之事，在道德上便是对的。
功利主义要为社会最大数人的最大福祉而努力，就是去为社会创造最大数量的“快乐”。
“快乐是没有办法被客观量化的呀。”惊鸿对江遇说，“而且有些痛苦是人生在世无法避免的。功利主义计算法所希望的功利总数也永远难以正确估算。”
“这个说法漏洞太多了。要是有个一直没有抓到的连环杀人犯，闹得社会人心惶惶。这是警察是否该随便抓一个人，说他是罪犯并加以处决。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安抚公众的情绪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