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字就是字。写在木板上、写在竹片上、写在纸上、写在墙上，都是字。字救不了他。
“教什么？”那个脸上有疤的中年人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但很冲，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池里。
“教你们认字。”沈安澜的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七岁的孩子。“从最简单的开始。‘人’。”
“人。”那个中年人嗤笑了一声。“我知道‘人’。我就是人。”
“你知道‘人’怎么写吗？”
中年人张了张嘴，没有声音。
沈安澜从口袋里掏出木炭，蹲下来，在地上写了一个“人”字。她的动作很慢，一笔一划，清清楚楚。一撇，一捺。撇是从左往右斜着下去的，捺是从左往右斜着下去的，两根线在顶部交叉，然后各自向外张开。像一个站着的人，两条腿，稳稳地踩在地上。
“‘人’是一撇一捺。”沈安澜说。“撇是你，捺是我。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。谁离了谁，都站不稳。”
中年人看着地上的那个字，看了很久。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像在辨认一个很远的、模糊不清的东西。
“就这个？”他的声音比刚才小了一些，冲劲也少了一些。
“就这个。今天先学这个。学会了，明天学下一个。一天一个字。一年三百六十五个字。三年一千多个字。够了。够你写自己的名字，够你写你家人的名字，够你写‘领主的塔是建在矿工的血上的’。”
工棚里的空气忽然凝固了。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动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那个年轻人——那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、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——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。不是光，是惊讶。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的人，忽然听到有人在不远处说话。他听不清那人在说什么，但那个声音让他觉得，他不是唯一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。
“你……你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那个中年人的声音有点变了，不是冲了，是紧了。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弦，随时可能断。
“没有人教我。”沈安澜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“我自己想的。”
中年人的眼睛眯得更紧了。“你自己想的？你才多大？”
“七岁。”
“七岁就想这些？”
“七岁不能想这些？”
中年人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不是因为他不想，是因为他不敢想。想那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