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着车子驶入夜色，林卫国手里拿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裹，站在招待所门口，久久没有动。春夜的凉风吹来，让他清醒了一些。
他回到办公室，将牛皮纸包裹小心地放在办公桌上。他没有立即打开。按照规定，这种来自涉案关联人员的个人材料，应该先交纪委或上级有关部门处理。但他作为分局党委书记，张振华的夫人亲自交到他手上，他需要先有一个初步的判断。
他想了想，拿起保密电话，打给了纪委书记老王，简要说明了情况，让他立刻到办公室来。
老王很快来了，看到桌上的包裹，听林卫国说了来龙去脉，神情也变得严肃。
“林书记，按程序，这应该封存，并向上级纪委报告。”老王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林卫国点头，“但在报告之前，我们两人作为分局党委和纪委的主要负责人，需要一起，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，先对材料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以便向上级准确汇报。这也是对张振华同志负责，对历史负责。”
老王想了想，同意了。两人戴上手套，小心地打开牛皮纸包裹。里面是几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，和一些散页的稿纸，用细绳捆着。
林卫国拿起最上面一本笔记本，翻开。纸张已经有些脆，上面的钢笔字迹依然清晰有力，记录的是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张振华在大同参与和领导一些铁路基建、技术引进项目时的会议记录、调研心得和技术思考。里面涉及不少当时决策的背景、争论和权衡。
他又看了看那些散页稿纸。是张振华近年来写的一些反思性文字，有些是段落，有些是提纲。内容主要是回顾自己当年在急于推动技术升级、加快发展的心态下，如何过于信任何文山等“技术专家”，如何在一些项目上“重结果轻程序”、“重技术轻管理”，放松了监督和把关，最终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，造成了严重后果。字里行间充满悔恨和自我批评。
其中一页纸上，还列出了几个他认为“可能存在疑问或需要进一步核查”的具体项目和环节，并注明了当时的经办人员和可能的疑点。这些内容，显然比何文山交代的更加宏观，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核查方向。
林卫国和老王快速浏览了主要部分，心情都有些沉重。这些材料，既有历史价值，也涉及敏感信息。
“老王，”林卫国合上笔记本，“这些材料，你负责立即封存，登记造册。然后，以分局党委和纪委名义，起草一份正式报告，连同材料原件，一并上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