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又转向李志民。
“老李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冬河，我们县里挂了号的能人。”
“自己搞了个罐头厂，准备靠山吃山，带领村里人脱贫致富，很有想法，敢闯敢干。”
“旁边这位，就是郑老四，郑王氏的小儿子。”
李志民主动伸出手和陈冬河握了握。
他的手劲很大，掌心粗糙，看来并非一直坐办公室的人。
“陈冬河同志，你好。王书记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！”
他的声音沉稳，带着一种这时期的干部特有的正气。
他又看向郑老四，目光柔和了些许：
“郑老四同志，你别紧张，坐下说话。关于你家的情况，王书记已经跟我大致说过了。”
“我们今天找你来，就是想更详细地了解情况，看看怎么才能更好地帮助你们家。”
郑老四受宠若惊，结结巴巴地开始叙述。
他说起母亲如何含辛茹苦拉扯四个儿子，说起三个哥哥当年如何意气风发地去参军。
又如何一个个再无音讯，只等到冰冷的通知和微薄的抚恤。
而最初的那点钱物早已在给母亲治病和度日中耗尽。
他说起母亲如何积劳成疾，如何一病不起。
说起自己如何拼命干活却依旧难以维持生计。
说起从未有公社或大队的人主动上门询问过他们是否需要帮助，更别提什么定期的抚恤金和优待物资了。
偶尔过年节，村里会送来一点米面，但那和邻家困难户得到的并无区别。
他说得断断续续，有些凌乱，但那份深植于苦难中的无助与坚韧，却让在座的几人面色都愈发沉重。
王凯旋和李志民不时插话询问一些细节，时间、地点、可能经手的人。
听完郑老四的叙述，李志民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看向王凯旋，语气沉重：
“凯旋同志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严重一些。”
“这不仅仅是冒领抚恤金的问题，更是基层组织的严重涣散和对烈属政策的极端漠视！”
王凯旋重重叹了口气：
“是啊，我也有责任，督导不力，让这些蛀虫和昏聩之徒，在眼皮子底下侵害群众利益，而且还是烈属的利益！”
李志民摆摆手：“现在不是追究你责任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，挽回影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