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而校准的砝码，有时恰恰是人性本身。”
他停顿片刻，声音低下去：“林晚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，是什么时候吗？”
她摇头。
“不是法庭。”他说，“是2015年冬天，东山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大赛。你是控方，我是辩方。你指控我虚构证据，我反驳你滥用自由心证。最后评委宣布平局，你转身离开时，围巾掉在地上，我捡起来追出去，却只看见你走进校医院大门。”
林晚怔住。
她确实记得那场辩论。记得自己因急性阑尾炎强撑到结束，赛后疼得冷汗涔涔，被同学扶着去校医院。可她不记得围巾掉了，更不记得有人追出来。
“后来呢？”她听见自己问。
“后来我托人查了你病历。”周砚语气平静，像在陈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，“阑尾穿孔，手术很成功。但我发现，你住院期间，陈法官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在住院部楼下，买一束白菊，放在护士站。连续七天。”
林晚指尖一颤。
她当然知道那些花。她以为是陈砚声作为师长的关怀。直到出院那天，护士笑着告诉她：“林同学，你老师真细心，连你对菊花过敏都知道，每次换花都换成康乃馨。”
她当时只觉温暖，从未想过追问。
“他早就知道你会查他。”周砚说，“所以提前埋了伏笔——让你相信，他对你的关心，纯粹出于师长之情。而你，也的确从未怀疑。”
林晚喉咙发紧：“你调查我？”
“不是调查。”他纠正，“是确认。确认你是否……值得托付真相。”
玻璃外，阳光斜射进来，在他睫毛下投出细密阴影。林晚忽然意识到，这或许是他们之间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坦白”。
没有试探，没有攻防，只有两具被命运反复锻打的灵魂，在司法程序的夹缝里，交换最后一丝温度。
“林晚。”他忽然叫她名字，不再是“林检”，“如果今天走出这扇门的人是我，你会等我吗？”
她没回答。不是不能，而是不敢。
因为答案太过沉重——重到足以压垮她坚守了十二年的职业信仰。
她只是静静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久到会见时间提示音响起，刺耳地切割空气。
周砚起身，整理了一下囚服领口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下，没回头：“那份《情况说明》，我写了两份。一份给你，一份……寄给